作者:佚名       来源于:家长学院

毛泽东读书成癖。患白内障以后,他的视力极弱,只能用放大镜一点点地看大字本书(特地为他印刷的),或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。垂暮之年,身心交瘁,视力减退。但仍然手不释卷。

在1975年,眼睛作手术后,视力有所恢复,他又大量读书,有时竟然一天读上十几个小时;甚至躺在床上量血压时,仍然手不释卷。

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:1976年9月8日,毛泽东已进入弥留之际,医生不断抢救,他反复陷入昏迷状态。即使如此,每当他清醒过来时,他还是要书看。他讲要一本书,但他语言含糊、声音微弱,连最能听懂他的话的秘书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……

直到临终前一天他仍看文件、读书11次,共2小时50分钟。

  

四千万字的《二十四史》,他从头到尾读过,有些篇不只读一遍。还作了许多圈点、勾画和批注。

他说,研究中国历史,“必须扎扎实实地把《二十四史》学好”,“不仅《二十四史》,稗官野史也要读”。

毛泽东对《资治通鉴》非常重视,曾委托范文澜、吴晗组织校点《资治通鉴》。他对吴晗说:“《资治通鉴》这本书写得好,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,但叙事有法,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俱。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,借以熟悉历史事件,从中吸取经验教训。”校点本出版后,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之余,反复阅读,作了批注、许多标记和圈点。

毛泽东晚年,床头总是放着一部《资治通鉴》。有时候一看好几个小时。他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孟,这部书他看了“十七遍,每读都获益匪浅。一部难得的好书哟。……”

毛泽东说:“这本书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,传神得很,充满了辩证法。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,靠什么?能靠做诗写文章去统治?古人云,秀才造反,三年不成。我看说少了,光靠秀才,三十年,三百年也不行哟。为什么?因为秀才有个通病,一是说得多,做得少,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;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,文人相轻嘛。秦始皇怕秀才造反,焚书坑儒,以为就可以天下太平了……结果是‘坑灰未冷山东乱,刘项原来不读书。’陈胜、吴广、刘邦、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,带头造反了。”

毛泽东又说:“可是没秀才也不行。秀才读书多,见识广,可以出谋划策,帮助取天下、治国家。历代明君……都不能离开秀才啊。”怀抱着这样的指导思想,《资治通鉴》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。

  

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,按毛泽东的要求,校注印刷了古代历史文献共86篇,包括史传、政论、辞赋、诗词、散曲等体裁。由于版本字体较大(最大的达36磅长宋字体),称为“大字本”。

这是按毛泽东的意图,专门印制的。这些大字本选注了《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旧五代史》中的一些篇目;以及《商君书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荀子》;屈原的《天问》、柳宗元的《天对》;晁错、刘禹锡、王安石、李贽、王夫子等人的著作;庚信、江淹、白居易、王安石、陆游、辛弃疾、蒋捷、汤显祖等人的辞赋、诗词曲等。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生命最后4年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,以及他黄昏岁月复杂的心态。

1971年“九"一三”事件(林彪叛逃亡身)后,毛泽东布置校注印刷了《晋书》中的谢安、谢玄、桓伊、刘牢之传,反思事件发生后的时局;他还布置校注印刷了屈原的《天问》、柳宗元的《天对》。

1974年3月,毛泽东又布置校注印刷了一批“评法、批儒”的大字本。席卷全国的“儒法斗争”闹剧从此揭幕,目的是借宣传“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”来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。

1974年5月,毛泽东布置注释了庾信的《枯树赋》、谢庄的《月斌》、谢惠连的《雪赋》、江淹的《别赋》、《恨赋》。这时毛泽东面对政治与社会、理想与现实、壮志与暮年,造成错综复杂的心态,使他不得不从中国古典辞赋诗词中寻求抚慰了。

  

毛泽东晚年曾说: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,一件是打败蒋介石,一件是文化大革命。

他从来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搞错了,对一切否认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和行动,他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。“烈士暮年,壮心不己”(曹操诗),却又疾病缠身,无法动笔的情况下,他只能把万种情思寄托于古典诗词。  1975年4月,周恩来病情恶化,毛泽东布置校注印刷宋代张元干的《贺新郎》词:“……目尽青天怀今古,肯儿曹恩怨相尔汝!举大白,听《金缕》。”毛泽东把这首词最后两句改为“君且去,不须顾。”他已经意识到周恩来病情的严重性。这首词寄托着他同这位相处几十年、对自己无限忠诚、处理国事须臾不能离,然而在思想上又不能完全一致的老战友的复杂感情。

TAG:文化 伟人 毛泽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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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的人,带头造反了。”

毛泽东又说:“可是没秀才也不行。秀才读书多,见识广,可以出谋划策,帮助取天下、治国家。历代明君……都不能离开秀才啊。”怀抱着这样的指导思想,《资治通鉴》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。

  

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,按毛泽东的要求,校注印刷了古代历史文献共86篇,包括史传、政论、辞赋、诗词、散曲等体裁。由于版本字体较大(最大的达36磅长宋字体),称为“大字本”。

这是按毛泽东的意图,专门印制的。这些大字本选注了《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旧五代史》中的一些篇目;以及《商君书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荀子》;屈原的《天问》、柳宗元的《天对》;晁错、刘禹锡、王安石、李贽、王夫子等人的著作;庚信、江淹、白居易、王安石、陆游、辛弃疾、蒋捷、汤显祖等人的辞赋、诗词曲等。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生命最后4年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,以及他黄昏岁月复杂的心态。

1971年“九"一三”事件(林彪叛逃亡身)后,毛泽东布置校注印刷了《晋书》中的谢安、谢玄、桓伊、刘牢之传,反思事件发生后的时局;他还布置校注印刷了屈原的《天问》、柳宗元的《天对》。

1974年3月,毛泽东又布置校注印刷了一批“评法、批儒”的大字本。席卷全国的“儒法斗争”闹剧从此揭幕,目的是借宣传“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”来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。

1974年5月,毛泽东布置注释了庾信的《枯树赋》、谢庄的《月斌》、谢惠连的《雪赋》、江淹的《别赋》、《恨赋》。这时毛泽东面对政治与社会、理想与现实、壮志与暮年,造成错综复杂的心态,使他不得不从中国古典辞赋诗词中寻求抚慰了。

  

毛泽东晚年曾说: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,一件是打败蒋介石,一件是文化大革命。

他从来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搞错了,对一切否认文化大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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